沙亦强:碑帖拍卖市场十年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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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旧藏金石碑帖 法书影本672种 中国嘉德2019年秋拍 成交价2932.5万元

作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收官之年,2019年的碑帖拍卖市场是值得研究的。在艺术品拍卖市场近年持续低迷、几乎所有品类都在下滑的大行情中,唯有碑帖等少数板块逆市上扬、量价齐升。

2019年的碑帖拍卖,前半年虽多有斩获,但也只算不温不火、波澜不惊;而进入秋拍季后,则精品频出、亮点纷呈、引人瞩目。全年上拍的碑帖数量突破6000件/套,众多名家旧藏闪亮登场,有百余件以10万元以上的价格成交,百万元以上成交的珍品超过20件,总成交额继2018年后再次突破亿元大关,如此佳绩在10年前实难想象。

当然,由此也引发出不少新问题。有人断言,2019年的碑帖市场是“里程碑”式的,是寒尽春来;但也有人担心,这样的行情会不会缺乏足够支撑,以致惊鸿一现?更重要的是,回顾2019年的碑帖拍卖市场,有哪些新特点,可能对今后的收藏产生什么重要影响?笔者仅从爱好者的角度,就此作了一点探讨,谨就教于方家。

自20世纪90年代内地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出现以来,碑帖一直是拍场常见的品类之一,而由于拍品数量有限,市场重视不足,数据资料缺失,对于市场状况多为定性判断,很少有定量分析。

虽然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每年都会发布《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报》,但从拍品分类上是把碑帖列入古籍善本板块,除少数金石碑帖专场,即使拍卖公司本身也一般不会单列碑帖部分的拍卖数据。

此外,不少拍卖公司并不公开或很少公开披露其相关场次的成交价和成交率,而这恰恰使得对市场进行分析时的重要基础数据缺失。

10年来的碑帖拍卖主要依托于古籍善本专场,也有少部分在古代书画等专场上拍,在场次名称中出现金石碑帖字样只在近年才逐渐增多,直至单列金石碑帖专场。

本文的分析主要依托于“雅昌艺术网”和“孔夫子旧书网拍卖公司联盟平台”公布的各拍卖公司拍品数据。

雅昌的数据可追溯至2000年,收录面包括各类专场所拍卖碑帖的数据,并涉及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等地的碑帖拍卖;孔夫子网的数据相对要晚一些,主要专注于古籍善本和金石碑帖专场的碑帖拍卖数据。

2010年以来,上述两家的数据前期各有侧重、可以互补;而近年来的数据重合率也在不断提高,可认为综合两家所提供的碑帖上拍数据,基本相当于各年度实际上拍总量。

由于主要拍卖公司都提供了成交价可供参照,样本量已足够大,使得分析得以基本顺利完成,但本文不涉及市场的整体经济性评价。

为表述方便,本文根据成交价的不同层次试把所有拍品分为几档:一档为普品,成交价在1万元以下,约占上拍总量的90%;二档为优品,成交价在1万元至10万元,大约不到上拍总量的10%;三档为精品,成交价10万元至100万元,占上拍总量的2%至3%;四档是100万元以上的拍品,因数量更少可称为珍品;五档是千万元级及以上的拍品,则可称为极品。

在众多拍品之中,即使普品亦为传统文化之媒,成为优品已颇有可观之处,精品随价格上升会有更多赏玩之妙,珍品已入经典之选,而极品则已可比肩“国宝”。

如果以股市类比,普品是大盘股,决定市场规模;优品是绩优股,决定市场走向;精品和珍品是龙头股,决定市场价值;极品可遇难求,影响更多的是市场关注度。

由于各档拍品只按成交价区分,之间会存在很多转换机会,随着市场调整、趣味变化与藏者变更可升可降,而这正是拍卖市场的迷人魅力。

通过梳理近10年来500多场次相关拍卖、4万余件次拍品的大致情况,相应数据可见表1。

注:一般意义上,所谓“金石”已可包括碑帖,但也常见“金石碑帖”并列相称。表中数据包括碑帖、刻石、造像、砖拓、瓦当等拓本,而未计入青铜器物、古泉和印谱等拓本数据。由于碑帖类拍品总体数量仍然偏少,在现行统计体系中往往与金石类拍品混在一起,估算时需要进行区分,必然会存在统计偏差和遗漏,因而在年度总量中只能精确到10位,表中数字仅供参考。

根据雅昌艺术网的统计数据,从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碑帖的上拍总量才从200余件缓慢爬升至千件左右,10万元以上成交的精品总量只有百件左右,百万元以上成交的珍品更是不足10件。

以此基础审视20年来碑帖拍卖市场的发展,可以对最近10年的变化有更深刻的感受。以更宏观的角度考量,这应该是碑帖市场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历经近百年沉寂后开启价值回归之旅的重要10年。

根据表1数据能够看出,碑帖市场10年来的发展进程总体上是稳步攀升态势,其速率和绝对值都显著高于上一个10年,可将此阶段大致分为初、中、高三级台阶,分别以2011年、2016年和2019年为节点年。

碑帖进入拍场20多年来,起初仅作为书画或古籍专场的点缀,时有起伏,偶有亮点,但始终未成气候,也因此不被重视。

2010年的情况呈现出新趋势的开端,这一年有40多个古籍专场上拍碑帖,总量超过1500件。而对这个数量的重要贡献之一,来自南京碑帖藏家杨季华的养志轩藏230余件碑帖在江苏拍卖总行的古籍善本专场上拍。这批碑帖质量可观;其中有的拍品几年后的价格有可能过百万元,而当年全场200多件碑帖尽管成交率高达90%,总成交额也不过60余万元;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这一年北京翰海秋拍的《宋拓兰亭序》竞拍出1680万元的天价,这个空前的纪录也许可以视为此后10年碑帖价值逐步回归的一个重要信号。

2011年成为一个重要期间节点,其标志一是上拍总量达到2600余件,同比增幅达70%以上,后无来者;二是10万元以上成交的精品从上年的不到30件,一举突破百件。碑帖拍卖开设了前所未有过的6个专场,其中4个专场属于山东恒昌和山东金诺两家拍卖公司,合计拍品800余件,并分别创出了单场上拍碑帖超过400件和300件的纪录。

此阶段似可称为有“市”无“场”,偶有百万元级的珍品成交,便足以引发关注。每年虽有数百上千件交易量,但在整个艺术品拍卖市场中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此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市场中的拍品规模很快稳定在4000件以上。从2012年起,碑帖市场出现了一次明显的发展阶跃,上拍规模几近翻番,由碑帖上拍的古籍专场和涉及的拍卖公司显著增加,带动金石类拍品开始有小批量上拍,成交精品已初成规模,百万元级珍品不再鲜见。如2015年11月的中国嘉德秋拍,其首开“常州王有林藏碑帖”专场,共12件拍品实现总成交额1743.4万元,其中的《宋拓唐九成宫醴泉铭》以862.5万元拍出。

2016年成为再一个重要期间节点,该年的精品数量继2011年后再次超过百件;珍品更是层出不穷、争奇斗艳;精品与珍品的成批涌现使碑帖的市场价值得到快速提升;以广东崇正在当年春拍推出的《汉莱子侯刻石》初拓本拍出2070万元为翘楚,千万元级别的极品接连问世,这是前所未有的盛况,不仅直接拉动碑帖市场交易额的大幅上升,而且成为当年艺术品交易的突出亮点之一。

2019年的碑帖交易明显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实际上,2018年也应列入构成业绩峰值的高阶年份。此期间的两大重要事件:安思远藏品1.92亿元天价回归和启功先生碑帖藏品的隆重上拍,都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连续两年的总成交额过亿元,更开创了碑帖拍卖的新时期。

通过以上阶段性的分析,也许可以更清晰地认识2019年在碑帖拍卖市场发展进程中的定位。

首先,2019年的碑帖拍卖市场佳绩并非偶然,而是与此前市场业绩成长有着明确的相关性和延续性。其次,2019年的碑帖拍卖市场持续呈现平稳上升态势,虽然未见到千万元级单件极品成交的报道,而上拍规模突破6000件、相关专场达到16场,相当一批拍品价格得到显著提升,精品价格的稳步抬升和珍品数量的持续增长,都是推动行情上扬的积极信号。

由此可以判断:以2011年和2016年增长阶跃为发展节点的碑帖市场,10年来一直呈较强的上行态势,2019年的市场业绩实际上是对此趋势的再一次深度确认,充分表明该市场已具有更稳定的市场规模、日益增长的市场价值和可预期的市场发展潜力。与此同时,曾几乎独撑碑帖上拍规模半壁江山的山东到近几年已每年仅有数十件拍品,京津沪杭穗成为主要拍卖地域,而北京已连续数年占到总上拍规模的60%以上,地域和企业的集中度都在提高。

2014年8月,美国大收藏家安思远辞世,他是国际艺术界公认的权威古董商兼收藏家,也是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泰斗,被尊称为“中国古董教父”。2018年,中国嘉德秋拍特设的安思远碑帖藏品专场,推出这位著名收藏家的11件重量级藏品,他的碑帖收藏数量并不算多,共12种15册,藏品出处清晰,传承有序,其中的宋拓《淳化阁帖》四卷祖本已于2003年由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收购。此次11件碑帖整体成交,价格超过 1.92 亿元,但平均每件仅 1000 多万元,普遍认为价格并不算高。

而这位超级大咖带给我们的,当然远不止这11件藏品本身。尽管过去也有单件艺术品高价回归的报道,但此次成批拍品的推出与成交具有更强的冲击力,使人们感受到极品碑帖的魅力,碑帖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潜在经济价值,将对碑帖市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很难判断这场天价拍卖与2019年的碑帖拍卖有多大关联度,但相对过去宋拓碑帖多为百万元级别的行情,1.92亿元成交价给出的明确价格信号,显然会促成更多老藏家出货以及新藏家入手,其影响在2019年已有所显现。

彭宗因 旧藏《宋拓麓山寺碑》1册48开 中国嘉德2019年春拍 成交价115万元

这批藏品的启示还在于:12件碑帖都是自1989年至1995年的几年间,在纽约佳士得、苏富比两家拍卖公司所得,投入金额据不完全统计在120万美元以上。此中透露出的关键信息是,如此高端的藏品入手不过二三十年,总投入仅为千万元人民币左右,其升值幅度自然令人瞩目。

《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的一篇文章,曾比较了当时国内外碑帖市场的拍卖价格,认为总体上国际市场约为国内的2.5倍。即使在七八年前,国内市场估价超过5万元的碑帖拍品流拍率都会相当高,不过几年之间,国内外价格水平已然大幅易位。

在中国嘉德2018年的秋拍中,估价仅为 18 万元的周《坛山刻石》、秦《泰山刻石》、西汉《五凤二年刻石》3 种合册,最终以655.5万元成交,而在 2001年日本商家于香港拍得时仅为12.1万港元。此种情况应表明:国内金石碑帖市场的发展速度和品位的巨大变化,可以预测作为一个初步成型的新兴市场必然会有更多的机会,并且这些机会应该是国内外愈趋同步的。

近年碑帖市场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千万元级极品的接连出现,对比10年前百万元级珍品的仅能偶尔现身,让人感叹市场变化之大。

安思远的收藏是整拍,如果分拆上拍,单件大多会超过千万元,而这个层级的藏品在国内也当非绝响。

可作为参照的是,2016年的广东崇正春拍中,《汉莱子侯刻石》初拓本拍出2070万元的创纪录高价;北京匡时秋拍中,宋拓《九成宫醴泉铭》以1725万元成交。2018年的北京荣宝春拍中,有傅抱石《读碑图》的《九成宫醴泉铭》以 920万元成交;广东华艺国际春拍中,赵之谦考据《刘熊碑》以 920万元成交,陈叔通旧藏《石鼓文》以 874万元成交;上海匡时秋拍中明拓未断本《曹全碑》以 908.5万元成交。

在令人有点眼花缭乱的极品拍卖中,有心的藏家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些极品成交往往出自书画专场而非古籍善本或碑帖专场。

《汉莱子侯刻石》是在“九藤书屋藏明清书画”专场,宋拓《九成宫醴泉铭》是在“古代书法”夜场,其他4件都是在“中国古代书画”或“中国书画”专场。与《汉莱子侯刻石》同场上拍的还有13件金石碑帖拍品,近10件都是20万元至60万元的精品;而有《刘熊碑》和《石鼓文》的专场中,数十件书画拍品中仅此2件碑帖。

虽然在书画专场上拍的碑帖也有不少万元级优品,但从精品、珍品比例和成交价格上,书画专场似有一定优势。

究其原因,一是与不同拍卖公司对于金石碑帖拍品的经营策略差别有关,二是与不同买家群体的实力、趣味趋向和投资策略差异有很大关系。

将金石碑帖列为古籍善本的子类经营已是一种传统,但金石碑帖实际又处于书画和古籍善本的交叉地带,与两者皆有深缘。一张拓片,无论是来自各种器物还是碑刻,也不管形式为立轴还是册页,本身就成为一种图案或书法作品,如果再有多段名家题跋和累累钤印,其观赏性往往并不亚于古书画佳作。此时的题跋和钤印已不仅是所谓的“帮手”,而成为整件艺术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主要价值成分。

也许可以说,越是高端藏品,题跋和钤印就会越多,也就越接近于书画艺术品。因此,整张拓片的价值或将得到更多提升;在不设古籍善本类专场的大型拍卖公司,优品及以上的金石碑帖藏品进入书画渠道或成多元竞争态势,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拍品的品级梯次。

碑帖拍卖拓展书画渠道对于市场当然是一个利好,除了加强竞争更有利于发现市场价格外,也意味着一批更有实力的新藏家入局。其实,在书画和古籍多年来行情不振的大形势下,金石碑帖市场的逆市而上,显示的是收藏格局的演化,所传递出的重要信息就是新藏家群体的形成,这也正与艺术品拍卖界近来共同关注的新藏家涌现和收藏品类多元化趋势相一致。

很多年来,说起金石碑帖,人们往往言必称清朝与民国的鼎盛年代,例如那时的名拓价格会数倍于名画,那时仅琉璃厂就有数十家碑帖专营店铺等,从而感叹于当下的碑帖处于价格洼地,期待着价值回归。

究其原因,不少专家强调该领域专业门槛较高,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没有一定学识的藏家一般难以轻易介入,更难指望其能投资盈利;有专家甚至直言看不到金石碑帖出现可观行情的理由,其实这种看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还没跳出那个遥远鼎盛年代的思维模式。

当年的金石碑帖之兴,主要源于大多为科举背景的官宦阶层及其所具有的较深厚文化修养,以及乾嘉以降学术考据之风的深远影响,并由此促成的社会时尚;所以,此类收藏往往会注重发掘史实、史料的考据性研究。如今,这些条件都已不复存在,也不可能再生,然而在现代信息社会,精品碑帖早已大量印制,各种信息更是查询与传播便利,传统金石学已更多地纳入考古学范畴,其资料性和研究性在民间收藏中的意义已发生很大变化。

但每件即使最普通的拍品,也绝大多数会有着至少上百年的收藏或传承史,随着市场价值的不断提升,对于热爱传统文化、追求艺术品位的新藏家群体而言,文化传承性、艺术观赏性与价值投资性并重的金石碑帖应该会逐渐成为重要选项。

2019年的碑帖拍场出现了不少知名藏家的名字,有启功、孟、孙煜峰、顾铁符、周炼霞等,每位藏家都有着深厚底蕴,每件重量级拍品都体现着藏家的分量。历尽沧桑之后,金石碑帖收藏仍有很强的聚集效应,如有藏家出让藏品,常常会是一批。

作为家喻户晓的泰斗级人物,启功的500余件碑帖类藏品通过中国嘉德悉数转让,显然是该年度最引人瞩目的行业事件。启功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的书法、他的藏品、他的鉴定和他的研究,还在于他以自己的方式在藏品中注入那么多当代信息,提升了相应藏品的文化传承价值。

不无巧合的是,另一位在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成批出让碑帖藏品的知名藏家孟,正是启功的挚友,出让藏品中有很多启功的题跋或墨迹,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启功藏品被整体转让的遗憾。

如果2018年可被称为金石碑帖业的“安思远年”,2019年或可称为“启功年”。两位大师的顶级藏品接踵出场也许不应只看作偶然事件,而可视为众多名家旧藏选择此时躬身谢幕的代表。

近年来,金石碑帖拍卖的琳琅异彩,背后会有各不相同的老藏家传奇,为使这些故事传承久远,必须有越来越多的新藏家登场接棒,所谓价值回归,唯有新藏家的崛起可待。

置身拍场,聆听为成交价创出新高不时响起的掌声,环顾那么多举牌争叫的年轻面孔,会感受到这正是新老藏家完美交接的一个个高光时刻。

连接新老藏家,拍卖已成为当今最有效率的途径,而且没有之一。尽管仍然有着其他传统递藏方式,在不少地方仍有碑帖经营店铺,网上拍卖亦多有尝试,也不一定没有佳品成交,但从社会影响、价值发现、交易规模与成交效率等各个方面,都无法与现场拍卖竞争。

碑帖收藏的发展,市场价值的提升,各大拍卖公司的推动功不可没。10年来的金石碑帖拍卖,涉足其中的拍卖公司有五六十家,不少公司曾在某件拍品、某个场次或某一年度取得过佳绩,并有一批拍卖公司始终坚守、立足长远、深耕细作。

2019年的金石碑帖拍卖达到一个新高,中国嘉德、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店三家拍卖公司年度相关拍卖总额即超过亿元,贡献突出,优势明显。三家上拍金石碑帖拍品数量约占全国全年统计范围内总规模的1/4,而精品数量超过2/3,并几乎囊括了所有成交珍品。

表2列出了三家公司的年度相关数据,统计中包括了主要金石类拍品,但不含古泉拓本和印谱等。中国嘉德和西泠印社是国内拍卖界一北一南的两大著名品牌,中国书店则是名副其实的老字号。在启功藏品整拍只计1件极品的情况下,中国嘉德的成交总额和成交率均为首位,西泠印社的精品数量和单件拍品均价都拔得头筹,中国书店的珍品数量与上拍规模均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中贸圣佳、北京匡时和泰和嘉成等几家拍卖公司也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天津今古斋与上海博古斋两大名斋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相当高的上拍规模,今古斋更创下一个专场近500件碑帖拍品的新纪录。

衡量一场拍卖的是否成功,源于拍品的层级高度及其与买家实力、趣味的深度契合,促成这种契合的,正是拍卖机构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的品牌效应、宽厚人脉和服务精神。每一份名家旧藏的上拍,对于藏家有时会是一种并不主动却又有着很多不得已的选择,拍卖公司在其中常常需要付出很多。

中国嘉德长期负责征集古籍拍品的拓晓堂曾讲过,为拿到一位远居在美国偏僻山区的重要藏家拍品,他曾在好几年里坚持每年至少上门拜访一次,终于取得藏家信赖的故事。近年来,随着对碑帖市场的加强重视,拍卖公司的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一个突出表现是在拍卖图录上,几年前,有的上拍碑帖成交价几十万元甚至近百万元,图录上竟无一字说明,买家只能靠预展时短暂接触拍品自行判断;而现在,凡是稍重要的拍品,图录往往都会不吝篇幅地展现其内容和特点。2018年广东华艺国际上拍赵之谦考据的《刘熊碑》,图录说明文字长达万字以上,不仅拍品上的所有题跋文字尽皆录入,对该碑的专文介绍亦有3000余字,令人叹为观止,但也确与此拍品920万元的成交价相映成辉。

资源有限,拍场无常,周期难料。尽管趋势明朗,恐也无人能够准确预判2020年的市场,更遑论下一个10年的发展。有业内专家指出,面对日益增长的需求,精品资源的供不应求,将是金石碑帖市场长期存在的基本矛盾。随着新藏家群体的扩大和实力增强,资源稀缺将一方面不断抬升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则会对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强力制约,拍卖公司显然是此生态圈中要经受最大考验的一方。进入新阶段的发展,各拍卖公司可能需要在深入发掘资源、推进市场发育、促成有效交易和提供精准服务等方面探索更多的思路创新和方式创新。

似与不断上扬的市场行情相呼应,2019年问世的两本碑学专著也引起相当关注。一本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月出版的吴高歌著《清代碑学研究》,另一本是三联书店9月推出的薛龙春著《古欢》;论及影响,或还可加上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马新宇著《清代碑学研究与批评》。

三位作者都是本领域内的知名中青年学术中坚,均有专业研究的多项成果。有别于前些年的相关书籍主要涉及鉴别和欣赏,这几本著作则展示了从研究深度到理论高度的不同风貌,代表了当前金石学研究的最新动向与水平。收藏的趣味变化常常深受学术风向的影响,康有为的“尊碑抑帖”论当年风行一时,对碑帖收藏的影响至今犹在。而当收藏的生态环境乃至思维方式均在发生巨大变化之时,审美趣味的演变势在必然,学术研究当领风气之先,不可不察。

有清一代收藏家谈及金石碑帖,时以“研玩”自诩。各类艺术品收藏多以趣味为先导,“把玩”重在欣赏,“研玩”意在研究,自然不为同一境界。一张拓片或一册拓本在手,其孰优孰劣与孰轻孰重,除辨识年代、校勘文字、赏析书法,更有诸多信息尚可深究,信息利用的数量多寡与层面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着藏家层次。

吴著全面梳理了清代碑学的核心问题,从乾嘉书学的审美取向转移到“碑学”“帖学”背后的文化底蕴,都有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研究。马著则纵览清代碑学观念发生的时代大背景,重新审视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人为因素和理论漏洞,并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为批评对象,对康氏的碑学建构和批评进行了再批评。这些理论成果都可为藏家提供有益的指导。

黄易是乾嘉时期金石收藏的代表性人物,是各类知名碑帖题跋中常见或常被提到的名家。《古欢》一书以黄易的收藏生涯为中心,围绕金石收藏的信息渠道、征集网络、回报方式、藏品的经典化策略以及金石学共同体的形成等,重构了乾嘉金石学的社会生态样貌。此种视角堪称独特,颇似考古田野调查,前所少见。黄易曾深情写道:“金石古欢,世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耶?” “古欢”原意为往日欢爱或老朋友,后可引申为“与古人为友”,广东崇正的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专场也正由此一直命名为“古欢”。

金石收藏,势远流深;心游物外,探迹求真。研玩贵养性,增值亦可期,盛世古欢,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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